代序·回归历史的轨迹——林谷芳访谈

林谷芳，禅者、音乐家、文化评论人，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，台北书院山长。六岁有感于死生，高一时读佛书有省，从此入禅；台湾大学毕业后，隐于市修行；后为印证生命所学，往来两岸，戮力于文化工作。其参禅讲学写作，均立足在安顿生命的真实学问。林谷芳乃本书作者之业师，此篇访谈对于作者文章及时代人心皆有点评。

访谈时间：2012年2月4日

访谈地点：台北书院

编者：本书的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躁郁时代》，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。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，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，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林谷芳：用一句简单的话讲，人心之所以躁郁，是因为所求未遂；所求不能达到，自然产生焦躁。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，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。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以及时代氛围，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。究其原因，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，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发展，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，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，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。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导致躁郁。

欲求膨胀，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。在西方，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，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，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，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。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，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。而在中国，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，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，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，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。

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，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。那么该怎么办？一方面，是从大的方面，即社会机制的改造入手；另一方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，回到“不与万法为侣”的主体，做到自足——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。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，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，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。

所求未遂导致躁郁，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。所谓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实际上也是欲求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，就会带来心理失衡。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，会愤世嫉俗，会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这样的话，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。最近在大陆，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，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，也有其正面功能；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，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，过分聚焦一个，都可能适得其反。

编者：您讲到知识分子，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，《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》。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，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，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，这些人越大声疾呼，心态就越不平衡，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。

林谷芳：对这篇文章，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。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，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；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，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，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——“大陆知识分子”，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。但抛开这一点，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，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。

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，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。按理说，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，心胸也越宽阔。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，甚至无限延伸，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，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。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，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，本是常态，但不能过甚。所谓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其中的“忧”，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，更是有天下之胸怀。这两者之间要对称，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、愤世嫉俗，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，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。

我读仁明的文章，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。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，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，而是出于情感。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，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，语气是圆熟还是激烈？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，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所以不会把话说死。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，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；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，虽不能一击必杀，但剑路清晰，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，只是，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，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。

编者：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，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，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？

林谷芳：在当代社会，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。好比手机，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，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，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，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。

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，它和“消费刺激生产”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。当然，在群体社会里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；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，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，是避免危机的关键。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，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，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，对其逝世如丧考妣，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，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，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。

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。三十几年前，“知识爆炸”这个词首次出现，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，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，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。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，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，从而陷入戏论当中；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。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，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，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，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，从这儿来看，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。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，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，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，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，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。

要反转这样的现状，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，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，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。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，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，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。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，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编者：那么在中国，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？

林谷芳：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。我是教艺术的，过去我们上课，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，再讲艺术史；但现在教法不一样，顺序是倒过来了。为什么？说明我们看到，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。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，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，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。这又说明什么？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，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。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，而需要有机地涵化？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。

人作为一个物种，当然有共通性；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，其实是很危险的，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。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。只有接续这个历史，才能改变历史，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，就可以否定历史。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，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，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，也是必然的。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，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，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。

可是近一百多年来，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，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，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；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，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。

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。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，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，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。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，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，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；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，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。所以说，西方文明传到中国，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，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，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。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，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。

从这一点考虑，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，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，这是比较重要的；因为这是一个基点，没有这个基点，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。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，认为他只讲结论，少有论理的过程；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，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。

编者：有人说，在大陆，中国文化文脉已断。对此您怎么看？

林谷芳：“文脉”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，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。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，但并非已经断绝，而是不绝如缕。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，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。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，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；如果只是空谈文脉，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，何况，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。对仁明的文章，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，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，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