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

国学热也好，复兴文化也罢，最要紧的，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；讲得更具体，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……

暮春时节，因简体《孔子随喜》出版，遂有十余天的大陆之行；从沪杭，往成都，再至北京，所见所闻，多有感触。其中之最，则是大陆的读书人，实在太不快乐了。

读书人的郁结忧深，两岸皆然；真要多找些清朗之人，也着实不易。但相较说来，大陆的读书人，除了忧郁干枯，普遍是更急躁，也更容易激愤。知识分子相聚一堂，动辄开骂，个个义愤填膺，人人宛若社会良心。因此，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，躁、怒、愤、戾，全然全然，都是纠结。

看着他们纠结的脸，又想着他们天下国家的怀抱，两相对照，不禁感慨，也让我想起了那位焦虑的母亲。这回，是在北京首都图书馆的公开讲座，讲题“与孔子闻风相悦”，我特意留一小时给听众提问。底下之人五花八门，所提问题各式各样。有人问起了陆王心学宛如博士口考之题目，也有人提起了小孩越来越不快乐该怎么办的大哉问。我特别记得，这大哉问者，是位看来学识不丰还带些土气的家庭主妇；但我直觉亲切，很能体会她的真实感。比起许多的博学之士，她的问题，毋宁是更无半点浮辞与虚语。

我未能详答，只略略言道，一般说来，小孩忧郁，是因父母焦躁；父母放松了、明朗了，小孩才可能快乐得起来。学校里不也一样，除了体制之僵化，有些老师其实是过度操心学生，是被自己的“爱心”、“责任感”给团团困住，结果，落得一身浮躁，天天烦闷，那么，又如何教导出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呢？

我劝她先放轻松；若放得松，孩子就有变化；别急着替小孩紧张。我没说出口的，是孔子那句话，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；草上之风必偃”，就“位”而言，在家里，父母是“君子之德风”，孩子则是“小人之德草”，草上之风必偃。父母自身，才是关键！

孔子这句话，更可说给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来听听。

中国读书人，自宋儒以来，道德感太深，道德范围太窄，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。因此，一天天严肃，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。这一僵硬，这一紧绷，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，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。百年来，延续宋儒之紧绷，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，这“重责大任”，“压迫”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。于是，他们开始慷慨激昂，渐渐地，转成了愤懑乖戾。慷慨与愤懑，看似有别，却常常只是一线之隔，有时也仅仅一步之遥。

性情，是一切之根本。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，百年来生灵之涂炭，关键原因，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。他们始终以为，中国的问题，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。殊不知，问题的根本，是因人坏，是因性情扭曲，并非制度多有不足。

制度与法治，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。最佳例证，就是台湾的“民主法治化”。这二十年来，尤其陈水扁时代，台湾成日“依法行政”，满嘴法律制度，但是，人心之败坏，莫此为甚。乍看之下，眼前的台湾，“民主成就”斐然有成，但究其实，舆论失焦涣散，知识分子乏力虚无，整个社会耽溺在物欲与低级趣味中而无以自拔。没有人之性情之美作为支撑的民主法治，只会迈向慢性之萎死。

又比如说，现今台湾的大学评鉴，多有制度呀！数量化，标准化，有条有理，完完全全就是黄仁宇所强调的“数目化管理”[1]；但是，正因这样的“数目化管理”，台湾的大学系统，这些年来，才逐步走向崩坏。因为“数目化管理”，台湾目前的大学，已然容不下大师；将来，也会容不下真正的好老师。台湾教育的沉疴，其实是太有制度，却毫无情性。

昔日秦朝暴虐，但刘邦在建国之初，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[2]，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。而后，唐沿隋制，几无更动，亦同样开出了大唐盛景。秦汉之异，隋唐之别，都不在于制度，而在性情。论起性情，宋儒因道德观念狭隘，总瞧不起刘邦；觉得他既没读书，又像个无赖。殊不知，刘邦的性情，比那一帮儒者，实实要好上许多。刘邦凡事看得开，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、厚、通、豁，于是，豁然大度，知人善任，没有读书人的酸腐，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。正因有此好性情、好气度，故而连秦朝的暴虐，都伤害不了他；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褊狭的所谓儒者，最后多被踏杀。

有刘邦的好性情，才有汉朝质朴而大气的四百年好江山。

制度固然重要，但后头人之情性，才是历史的真消息。

我在成都讲座，特别提起，国学热也好，复兴文化也罢，最要紧的，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；讲得更具体，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。现今某些专家谈“国学”，一脸市侩气；另有某些专家，则满嘴酸腐气。凡此恶气，不听还罢，一听，恐怕脸部都更要变形难看。见了这些脸，只觉得“五四”的打倒传统，可真有理！谈“国学”，谈传统文化，若无益于人之性情，那宁可不要！

但是，我这回与双流县的研习会谈话，听他们谈国学，谈传统文化，却是音声清亮，面目净好。我看着这群人，心头欢喜，期待满怀。成都双流县传统文化研习会是个民间组织，成员多样，举凡有公务员、咨商师、电视主播，还有企业主管。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则是一个水果行老板，他识字不多，平均十个字，会写错四个。但我谈中国文化，一字一句，他都听得有滋有味。别人提问，我才答罢，他便用四川话又再评唱一番；他的评唱，我不甚听懂，但看那满堂和气，听那哄堂笑语，再瞅着大家的一脸滋润，我于是相信，中国人该有的脸，是找得回来的。

“文革”当时，民间戕害甚深；但民间水深浪阔，又岂是斲毁[3]得尽？结果，三十年后，休养生息，元气便又恢复了。研习会这群人，都算不得知识分子，但正因如此，他们没有忧郁干枯，也没愤懑乖戾，他们谈传统文化，未必多么深刻，但却是滋滋润润，有神采，有情性。这就对了。

自古以来，士为四民之首；直至近代，读书人仍以天下为己任，以社会良心自居，原都该有“君子之德风”的自觉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百年来民族性情之丕变，是读书人带头迷失；而今，民族性情之恢复，知识分子却又最为殿后，甚至最持异议。当民间元气已然苏醒，独独只有知识分子，愤懑依旧，乖戾如常。他们忧“国”忧“民”，但是，政府与民间，却都比他们健康明朗。他们闭锁书堆，被一堆知识概念搅得脸面扭曲，却丝毫不能自知，还动辄以真理自居，以引领者自任。唉！这该从何说起呢？

百年来，知识分子因过度操切，以至于忘掉了：再怎么天下己任，再如何国家民族，都该以修身为其根本。昔日子路问“君子”，孔子答曰，“修己以敬”；子路追问，“如斯而已乎？”孔子又答，“修己以安人”；子路续问，“如斯而已乎？”孔子最后回答，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？！”[4]

是的，三次回答，三次“修己”；这“修己”，修己之身，才是一切天下国家之起点。要忧“国”忧“民”之前，都该先“忧己”，忧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？但是，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忘了要“修己”，甚至还找来了一套说辞，撇清了个人修身之必要。知识理论之误人，也莫此为甚！于是，他们不断援引“新”理论，不断论述“新”学说，整天痛骂，成日愤戾；如此这般，终至一己憔悴干枯，国政也日益败坏。如此误人，又如此误己，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！

“修己”，才是一切的根本。今日知识分子，因为“五四”包袱过深，都忘了要修身，忘了要有个好性情。我以前教书，遇有一些聪明学生，某段时日，突然性情大变，迷失得彻底；那脸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然而，隔些年后，再逢又见，他却已然迷途而后返；经此转折，除了恢复旧日样貌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与淡定。于是，这曾经的迷失，反倒成就了他；无有这段波折，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。我看大陆的知识分子，亦复如是。他们一脸躁郁，我虽说感慨，却也不甚忧心。因为，说不定，哪天因缘具足了，可能只是起身照个镜子，久未细看的自身脸庞，才一定神，赫然发现，果然不对，真真不对；于是，眼前无路，想回头，就这样迷途知返，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。如此翻转生命，其实一点都不奇特；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命经验。这一翻转，于是，他们重新要修身，重新观照性情，还发现孔老先生说的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；草上之风必偃”，虽是老话，但还真有道理。就这样，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“修己以安人”，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，不必成天议论，不必忧心忡忡；只要他们脸上的躁、怒、愤、戾，经此一转，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、厚、通、豁，那么，一个真正的盛世，就指日可待了！

（原载2011年7月29日《联合报》）

[1]　黄仁宇的“数目化管理”，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，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。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，不论是私人或公共，都可以在数字上处理。

[2]　《史记·礼书》记载：“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。”又钱穆《国史大纲》上册第七章写道：“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。”

[3]　斲毁：毁伤。斲：砍，削。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。”斲轮，砍木头做车轮；后来称对某种事情富有经验的人为“斲轮老手”。

[4]　子路问“君子”，见《论语·宪问篇》第42章。“尧舜其犹病诸”的“病”字作“不足”解；全句意思是：通过修己来安抚百姓，就算是尧舜这样修养极高的圣人，都会感到有所不及。